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助理王红蕾
从培训班到“三位一体”
藏书报：请先简单介绍一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自成立以来在人才培养方面所作的努力？
王红蕾：人才是决定古籍保护事业成败的关键。自2007年至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人才培养工作已经开展了九年有余，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已经算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
九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古籍鉴定、普查、修复、保护等各类培训班近160期，培训8000余人次，涵盖1700多家古籍收藏单位，全国200余位古籍保护专家参与教学。培训班类型也比较多，涵盖古籍鉴定、普查、编目、修复等各方面，而且还有专项培训，如民族文字古籍鉴定、中医古籍普查、碑帖鉴定、传拓技术等；培训内容涉及面广、容量大，既有古籍基本知识的普及，也有古籍保护的深度挖掘，涉及版本学、目录学、纸张分析、实践操作等各方面，特别是修复技术培训注意了由初级入门到后期提高、研修的阶梯培训；配合当期重点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如古籍普查审校培训班、古籍数字化培训班等。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古籍专业培训在国内来说具有开创意义。
2009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培训工作获得国家图书馆“馆长特别奖”；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还获得国家图书馆“创新奖”。
藏书报：培训班这种模式是如何被打破的？
王红蕾：后来，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培训班这种培养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时间短，古籍保护人才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积累，短期内大容量知识的灌输，对刚入门的学员来讲消化吸收起来有难度，因而出现了一些人参加了多次培训仍然无法胜任工作的现象。另外是培训人员数量少。培训班招收的都是古籍公藏单位的在编人员，而且由于经费、场地的限制，每一期的招收人数也有一定的控制，因此不能满足所有公藏单位的培训需求。
总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的培训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籍保护人才匮乏的局面，但是，随着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古籍保护各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仅凭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培训力量已经很难满足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需求。
藏书报：“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吗？
王红蕾：针对培训班这种模式的种种缺陷，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出“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即积极探索以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为依托，加大与高校的合作力度，建立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才。
所谓“三位一体”，一方面是创建培训基地，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经过申报、考察、评审，2014年6月，文化部正式公布12家申报单位为“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这些培训基地主要承担全国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任务，短期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按照古籍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置课程，主要满足公藏单位在编人员的培训需求。培训基地利用图书馆的古籍资源优势，不仅培养普通的古籍工作人员，还将有重点地培养骨干人才和高精尖人才。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重点培养古籍鉴定人才，浙江图书馆重点培养古籍普查、编目人才，天津图书馆重点培养古籍修复骨干人才，中山大学图书馆重点培养西文古籍修复人才，贵州省图书馆重点培养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鉴定与编目人才。各培训基地结合自身优势，有重点地开展工作。
其次，以师带徒形式，培养古籍保护修复骨干人才。2013年6月8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在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图书馆八位修复人员正式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先生为师。此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在全国选择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六家作为首批试点单位，截至目前，已经有包括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在内的21家传习所，并将在全国进一步推广。
之后就是与高等院校合作办学，建立古籍保护学科体系。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功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签署了合作培养古籍保护硕士学历教育协定，四所院校于2015年正式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目前已经有33人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习。为了培养国家亟需的古籍保护高端人才、保护和整理中华古籍资源，复旦大学还于2014年11月正式成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致力于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强项方面找到进一步拓展和交叉的领域。在专业硕士培养之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将重点采用课程嵌入模式，进一步扩大与高校的合作。
用人机制要求人才学历提升
藏书报：具体到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高校和图书馆各自有怎样的认识？
王红蕾：中山大学最早有这样的设想，并与张志清馆长的设想不谋而合，都觉得这个事情非做不可。经多次调研和商谈，2014年11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中山大学图书馆共同签署了《联合培养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协议》，从2015年起正式招收、联合培养“古籍修复与保护”方向研究生。这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山大学联合开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这个模式的开创主要还是考虑到现在图书馆的用人机制、在职人员的学历提升以及填补国内学科空白等问题。
从古籍保护学科建设方面看，目前中专、大专、本科都有一些相关的专业，再高层次的学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很多图书馆进人是有一定的学历要求的，不少单位要求有硕士学位。这样就产生矛盾：一些学生即使学了这些专业的专科、本科，也没有出路；而图书馆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又因为学历不符合要求而无法录用。像国家图书馆就曾招募了一些大专生，但只能是“派遣”，慢慢地这些人就待不下去了。公共图书馆尚且如此，进高校图书馆更难，很多高校培养出来的古籍保护人才自己也留不下，这是一个现状。一些在职人员也有学历提升的需求，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学习。
从高校的角度来说，在国外，古籍修复、保护的硕士培养已经很成熟了，我们到韩国去，人家都已经开展快十年了，在意大利、法国、日本都是有这样的学历才能工作的，所以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也是填补国内学科的一个空白点。至少在中山大学开启这个学科专业硕士之前，国内是没有的，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进展顺利
藏书报：目前与高校的合作培养情况如何？
王红蕾：目前设置专业硕士进行合作培养的高校有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天津师范大学，各院校在研究方向上各有特色。复旦大学的牵头人杨玉良先生是中科院院士、高分子化学家，一位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他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古籍保护相结合，进行了包括纸张脱酸、古纸分析、恢复等在内的一系列实验，还与浙江省开化县合作了“开化纸传统制作工艺”的研究项目，未来还将招收化学背景的博士后加入到古籍保护中来；天津师范大学是与天津图书馆、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培养，既有天津师大的历史文献学基础，又有天津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和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古籍整理出版优势，是四家中唯一嵌入了出版内容的高校，非常受欢迎；中山大学以西文古籍修复为特色，是全国最早开始西文古籍修复工作的单位，曾派该校图书馆林明副馆长赴美国排名第一的古籍修复教育机构——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中心进修学习，对美国古籍保护和修复事业及西方古籍保护和修复有较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有深厚的文博背景，更偏重于“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
另外还有一种课程嵌入式的培养模式，目前正与南京艺术学院、辽宁省图书馆（主要联系的是辽宁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两家）合作。之所以产生两种培养模式，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与高校合作的范围，使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多样化，增加受益学生的规模。
藏书报：目前的进展是否符合预期设想？
王红蕾：现在各个院校的进展比预期要好。虽然还处于摸索阶段，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阶段，大家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招生前做动员到第一届学生入学再到现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时时都在关注着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积极地协调，共同解决，像暑期实践联系单位等。而学生方面，进步也非常明显，很多学生都能够快速找准方向，扎扎实实地学习，经过考核，基本上认定在两年学习结束之后，能够走上工作岗位，这个是我们比较欣慰的地方。
设置特色课程是重点
藏书报：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或障碍？
王红蕾：从2014年开始磨合，到2015年第一届学生入学，再到现在第一学年结束，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说起来很短，但是这个学科酝酿的时间很长，现在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还是课程设置及实践课时间太短等。
因为毕竟第一次，这两年的时间都上些什么课、用什么教材是最头疼的地方。我们曾经多次开会研讨，设置了一些基础课程，比如请武汉大学的刘家真老师撰写了《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的教材。除了这本书，我们还邀请专家撰写关于古籍鉴定、修复、数字化等一系列教材，在学科建设上，教材建设是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另外普遍反映的问题就是实践课时间太短。尽管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让实践课占了较大比重，甚至很多学生在晚上下课后还在努力学习，但是两年时间，既要学习必要的理论课程，又要参与实践，确实不太够用。
藏书报：按照最初的设想，应该怎么看待古籍保护的学科性质？
王红蕾：古籍保护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从我们的理解来说，就是为古籍保护事业培养人，无论他们到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还是高校、出版社，希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就能够直接上手工作。在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中，我们的重点是图书馆古籍编目、古籍保护技术和修复技术。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学生毕业后都是全能型人才，能兼具古籍保护的方方面面，而是在共同的基础上，各有侧重。毕竟图书馆需要的人才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培养的人才也一定是多姿多彩的。这些人可以在鉴定、出版、修复、数字化等方面有所侧重，但又能在各自领域精益求精、耐心、专注、坚持，简单地说，就是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精尖缺技能人才。
【新闻转自：http://cangshubao.v1.1252.cn/2016/tszt_1125/19.html 《藏书报》记者：刘晓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