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
古籍工作由收藏、整理、出版构成
藏书报：近年来，古籍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从整体上看，古籍工作包括哪些内容？
安平秋：我觉得古籍工作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即古籍的收藏与保护、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和古籍的出版与规划。
现在看来，古籍的收藏与保护工作主要集中在图书馆，主管部门是文化部。近些年来，古籍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2007年，文化部建立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15年又成立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古籍不仅仅要收藏，还要使用。使用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方便公众借阅，但因古籍固有的珍稀性，不可能被大量读者接触阅读，也不是所有人都方便去图书馆借阅，因此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然，古籍整理并不是单纯的复制，还要在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包括标点、校勘、注释、翻译等，这个工作过去主要集中在高校，当然高校之外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在做，比如说社会科学院系统、中学老师，以及社会上对古籍感兴趣的收藏者、研究者，但是从系统上看，基本上还是属于教育部系统。1983年，教育部还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负责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这一部分属于整个古籍工作系统的中游，连接着古籍收藏与出版两部分。
古籍的出版和规划是古籍工作系统的下游，但却是一个归总，一个集大成者。1958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文革”中，规划小组工作陷于停顿，1981年得以恢复，并主持制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1992年6月，规划小组主持制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颁布实施。1993年，撤销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更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96年8月，颁布实施《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到1999年，这个小组又改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加了“领导”二字。这个时候，该机构已经隶属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联络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单位，包括20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比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三秦出版社、三晋出版社、齐鲁书社、凤凰出版社等，还有一些出版社虽然不是专业的古籍出版社，但是也出版有关古籍的书，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形成的合力，把高校的整理成果体现出来。同时，该领导小组还会主持制定出版规划，各家出版社就是照着这个规划来选择确定选题，反过来也指导了中间的整理研究者，所以起到了指挥棒的作用。这个领导小组，既管出版又管规划，在规划的基础上每年还要进行一到两次评审，保证承担这些书稿出版工作的出版社，从组稿到正式出版，都会有相应的指导和补贴，最后还要评奖。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古籍工作流水作业的三个部分。
人才培养要走“基础+特色”的路子
藏书报：请您谈一下古籍工作人才培养的现状，什么样的人才是古籍保护所需要的？
安平秋：上述所谈古籍工作系统的三部分都会涉及人才培养的问题。从高校方面说，需要培养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所以在全国设立了5家古典文献方向的本科培养单位，即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希望学生能够在本科阶段就接触到一些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基础课，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现在大学里的中文、历史、哲学等科系也会涉及相关古代文史知识的学习。此外，高校系统联系了80多家研究机构，来培养古典文献方面的硕士生与博士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体系，主要培养的是古籍阅读与古籍整理人才，比如为古籍标点、校勘、注释、翻译等。
我认为，现在所说的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应该重点培养的是古籍收藏与保护人才，这方面的人才与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人才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必须都具备阅读古籍的基础，不同之处是更侧重于对古籍的鉴定、识别和修复。所以我觉得对古籍保护来说，一方面要培养具有古文献学基本功、能够阅读古籍的人，另一方面还要培养他们鉴定古籍的能力和修复技能。
总体来说，我认为古籍保护从2007年到2015年做得有声有色，已经相当有成就。比如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工作，并且公布了五批珍贵古籍名录，还办了一些培训班和基地。就我所知，复旦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由原校长杨玉良先生亲任院长，做了很多工作。
藏书报：要达到上面所说的人才培养目标，您认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应该怎么做？
安平秋：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把古籍工作三个部分的人才培养联系起来，可以考虑建立中国古文献学的学科，下面再划分出古籍保护方向、古籍出版方向、古籍整理方向等，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就古籍收藏与保护来说，有一个相对省力的办法，就是把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学生吸收一部分到古籍保护学科领域里进行深造，一边实践一边读硕士。
但是古籍鉴定确实是真功夫，不是在大学课堂学几年就可以的，要有充分的实践。事实上，我们在学校教学，就往往不如在图书馆工作的同行有鉴定的本事。比如我和国家图书馆的李致忠先生曾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我毕业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则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几十年下来，他在版本鉴定上要比我高明得多。有一个小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前些年，我们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宋元版书复制回来，由线装书局出版。样书出来，正好李致忠先生到北大来，我们便请他阅览。李致忠先生拿来一看，先说不错，一会儿又问“这是宋刻本原来的样子吗”，听到我们说“是”，就说了一句“怎么有点儿别扭”，当时大家也没太在意和深究。后来我们考虑，还是要留意一下，毕竟李致忠先生比我们接触宋元刻本多。最后经了解，样书果然与原书有些出入，原因在于出版社把版框按比例放大了一些，导致有些走样。不得不说，李致忠先生非常敏锐，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
培养古籍保护人才也是一样，掌握古文献知识是基础，但更多的还是在实践中培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中培养专业硕士是比较合理的。
藏书报：古籍工作三部分的人才结构分别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古籍保护人才培养问题？
安平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古籍整理和研究领域来说，可谓青黄不接、后继乏人。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983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开始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家民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80多家古籍整理研究机构，还有5所高校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培养本科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所以我觉得，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不能说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了。
现在很多人说的人才匮乏，其实应该是人才质量与层次的问题。现在每年都有很多本科生从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像上海师范大学每年大概有80人，南京师范大学有三四十人，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相对较少，在10人左右。此外还有不少相近专业的毕业生，他们都具备一定的古文献专业基础，如果再有像李致忠先生一样在图书馆长期实践的机会，就能达到一定的高度。我一直认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要走“基础+特色”的路子，即共同性的基础与特色方向相结合，这样是最省力的。
北京大学目前虽然没有设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出的古籍保护学科方向，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在古典文献专业开了一门课程，就涉及古籍保护与收藏，也是一种人才培养的方法。
古籍整理存在参差不齐的问题
藏书报：古籍整理工作近些年来开展得如火如荼，是不是也存在人才问题？
安平秋：现在古籍整理总体上是很不错的，但是也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出版质量，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学术风气浮躁，还有就是参与整理的人才质量参差不齐，等等。
举两个例子吧。去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抓了两个典型，其中一个典型《光明日报》有报道，是一位安徽师范大学的老师整理了一部书，里面存在很多错误，还大量抄袭了两个年轻人的成果。这事不光说明当前学术界存在浮躁现象，也说明这位老师的基本功不扎实，导致整理出版问题颇多。
还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主持项目的老先生在国内影响很大，全国有20多家单位参与了这个项目，但后来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分配下去的书稿反馈回来参差不齐，有古籍整理经验的学者的书稿质量较高，而缺乏古籍标点、校勘经验又掉以轻心的人所整理的书稿，问题就很多。一开始，这位项目主持人也忽略了这个问题。这时候，前期的资金投入进去了，时间也耗费了不少。所以说，有些整理工程拖了十年八年一定是有原因的。
【新闻转自：http://cangshubao.v1.1252.cn/2016/tszt_1125/14.html 《藏书报》记者：刘晓立】
